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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以科技合作园区: 热潮之下 创新如何“如鱼得水”?

发表时间:2018-07-10 09:26:35   作者:商务信息   浏览次数:

    在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刘松看来,“以色列的独特技术加上中国规范化的场景就等于高质量的发展,这是当前各个城市都在追求的目标,也是各个城市开展中以科技合作的强大动力。”

  中国以色列常州创新园主任赵东良,曾是国内最早与以色列展开科技合作的基础管理者与亲历者之一。他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说,常州政府与民间早在2009年起,就与以色列展开了密切的合作关系。如今,像中国以色列常州创新园一样的合作平台为数者众。据不完全统计,国内有约30多个城市已经或正在与以色列在科技方面展开合作,集中在珠三角、东北、渤海以及江浙等多个地区。

  受访人士表示,中以科技合作背后反映出国内部分城市对产业升级的迫切需求。中国在谋求加速转型升级的过程中遇到了以科技创新见长的以色列,包括中以两国主导建设的产业园、孵化器、加速器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全国各地,来自中以两国的投资人、创新者走上前台,加速推进技术与资本的耦合。

  “说真的,短短5年间我就接触了数千个来自以色列的项目。”中以科技合作“热了”,赵东良反倒开始担心起来,他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说,不能过分“迷信”以色列的模式,其创新孵化系统虽好,但移植到中国来未必有效。“中以科技合作必须要找到适合当地产业特点的模式。”

  首批试点区的动力

  在广东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财金处副处长潘利看来,中以科技合作之所以受到国内相当多城市热捧,与以色列的“创新奇迹”有很大关系。

  880万人口的以色列,国土面积2.6万平方公里,资源匮乏却拥有超过4000多家科技创新企业,在纳斯达克上市企业数量仅次于美国,甚至发明了计算机最核心部件——微处理器和奔腾处理器,医疗设备、生物技术、高端军工技术引领全球,科技创新对GDP的贡献达到90%以上,居世界第一。

  潘利认为,在产业转型中急于找到突破口的城市,注意到了以色列的创新特点,包括常州在内的许多城市开始尝试与之合作。

  2013年是中以科技合作的关键一年。彼时,中以两国政府总理共同签署了高科技技术合作发展协议。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旋即在全国跃跃欲试的30多个城市中筛选出了东莞、广州、常州、大连4个城市作为首批中以合作重点区域,旨在先期开展高技术产业合作,形成产业集聚和先行先试的效应。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对中以合作城市进行梳理后发现,中以科技合作主要集中在珠三角(5个)、东北三省(3个)、环渤海与江浙地区(分别为2个),合作产业集中在生物医药、智能制造、节能环保、电子通讯等领域。

  以首批试点区域为例,东莞、广州、大连、常州在节能环保、生命科学、电子通讯、智能制造等领域有很强的产业聚集性,与以色列技术的优势领域高度匹配。同时,上述中国城市都有强大的产业承载能力以及对产业升级的迫切需求。

  在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刘松看来,“以色列的独特技术加上中国规范化的场景就等于高质量的发展,这是当前各个城市都在追求的目标,也是各个城市开展中以科技合作的强大动力。”

  赵东良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常州制造水平国际一流,也建立起了强大的销售网络,但在科技研发上存在短板。他对以色列的创新公司调研后发现,以色列的科技研发能力突出,但生产和销售能力恰恰是他们的短板。

  于是,双方一拍即合。中国以色列常州创新园依托于常州优势吸引以色列创新型企业前来入驻。

  避免走偏与盲目

  广州与以色列建立科技合作的缘由与以色列大致相同。

  广州开发区管委会副巡视员江洲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说,广州这些年在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充满雄心壮志,尤其在IAB(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与NEM(新能源、新材料)上极为重视。

  广州的模式是以色列技术加基金加基地。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到,广州在中以科技合作方面目前有两只基金,一只是中以生物医药基金,广州市政府、开发区管委会、三家广州上市公司与一家以色列公司共同出资6.02亿元,投资以色列项目在广州的跨境孵化;一只是总规模2.7亿元的中以智能制造创投基金,投资国内应用以色列技术的中国企业。

  如今,在广州模式下中以在生物医药方面实现了产业规模700亿元,有超过200家企业受益,在智能制造方面也实现了近400亿元的规模。

  不同于广州模式,常州模式从孵化基地升级为中以科技合作服务平台。

  赵东良曾对园区接触的以色列来华企业做过一次统计,他发现了一项有意思的统计:在前来接触的企业中,有能力到中国投资设厂的仅占15%,想单纯来拓展中国市场的也占15%,而剩下大多数以色列公司是要来中国寻找合作方的。

  “通过这三个不同的企业需求,我们打造了一个相对比较有针对性的创新生态体系。”赵东良介绍,常州创新园通过与国内两大做国际技术转移和并购的机构合作建立了中以经济技术转移平台,利用其丰富的国内买家资源,快速帮以色列企业寻找匹配资源。“我们的平台帮助有需求的以色列初创公司在中国实现技术转移。”他说。

  在这套创新生态体系的帮助下,园区内的福隆控股集团与以色列的CollPlant公司展开了科技合作,此项以色列技术是通过烟叶提取人工胶原蛋白,有助于伤口快速恢复。双方共同开发了一系列可应用于整形外科和创伤治疗的产品。

  “通过中以科技合作方式,我们获得了将世界先进医疗产品、技术引进国内,并把国内顶尖技术产业化的先机。”福隆控股集团董事长助理张绍鑫说。

  类似福隆控股的案例只是众多中以科技合作带来裨益的缩影。但中以在科技方面的合作也并非是“万灵药”。弘晖资本创始合伙人王晖坦言,“技术与生产的结合看起来貌似简单,但消化起来往往有很大问题,文化差异和处事不同都是隐性障碍。”

  他考察以色列的创新企业发现,以色列很多企业发展不大往往是因为其执着于技术,技术研发出来不去想如何产业化,而是卖给其他企业,转而寻找下一个研发目标。“中国企业做应用多,以色列企业做技术多,如此不同在某种程度上会造成技术不一定能够产业化并产生很好的市场效果。”

  赵东良还发现,国内的中以科技合作已经有了走偏和盲目的倾向。

  他说,国内有不少对接中以资本与技术的孵化器,对成功的坚定标准走偏了——孵化器陶醉于吸引了多少家创新企业、补贴了多少额度的扶持资金为标准。“以色列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被500强企业收购和纳斯达克上市。”他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分析,“以色列的国有孵化器已经下降到20家左右,而每个国有孵化器每年新进企业大概只有3家左右,一次孵化太多企业会影响到其服务与运行能力。”

  他认为,国内不能过分“迷信”以色列的模式。实际上,国内很多企业家都在思考:什么样的以色列企业会来中国?

  “真正有技术、有潜力的以色列公司,一般不会来中国参加各种路演。我们发现很多良莠不齐的企业希望来中国撞大运找融资,其中有家公司专利保护期只剩一年,转而来到中国继续创业。”赵东良建议,国内在推动中以科技合作时,要审慎。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